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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惯性思维,清除律师执业障碍
2019/3/11 19:15:53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律师多抱怨的“三难”问题,今后将在检察机关得以规范解决。媒体报道,最高检近日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难”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且在外界看来,随着新刑诉法于2013年1月开始实施,这个问题似乎已随之消失。

  外界的这一观感不无依据。对照新旧刑诉法可以发现,在“会见”问题上,新刑诉法吸收了《律师法》关于律师持三证会见的规定,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三类案件外,其他案件的辩护律师携带“三证”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最迟不得超过48小时,会见过程不被监听;在“阅卷”问题上,新刑诉法也与《律师法》衔接,确定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取消了旧刑诉法律师阅卷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规定;在“调查取证”问题上,新刑诉法增加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自行收集无罪证据的权利,即可以收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三类证据。

  事实证明,新刑诉法中体现的程序法治和人权保护原则在实践中结出了不错的果实。2013年6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多名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以切身执业经历告诉记者,新刑诉法的许多规定基本能够得到遵守和落实,“尤其是阅卷、会见、听取律师意见等,较以前已有了较大改观”。

  但在这样的整体判断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个案。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无论媒体上还是现实中,律师们关于“三难”的抱怨并未终结。相信这就是最高检此次出台新规的背景。

  有了律师法和新刑诉法,律师在正常执业过程中为什么还会存在一些障碍?原因无非三个:一是新刑诉法中规定的“例外”被扩大化;二是对损害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法律缺乏惩戒条款;三是某些权力机关的惯性思维作祟,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律师会见的问题上,新刑诉法有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例外”。这样的规定也许自有道理,但如果扩大化甚至滥用则等于变相取消了贿赂犯罪辩护中律师的会见权。事实正是这样,不止一位律师反映,很多案件在提请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都会以属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情形而拒绝,后来得知其中多数案件并未达到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情形的定罪标准。

  最高检的新规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提出会见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要严格审查决定是否许可,并在三日以内答复”。这一规定的及时和必要毋庸赘言,但是就像律师们的另外一些执业权利尽管明载于法律却可能会于无形中架空一样,最高检的新规要得到顺利执行,是否还需要制定具体的惩戒条款?

  最高检看到了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尝试出台新规以保障其合法执业权利,初衷值得赞赏,效果也值得期待。但这些权利既然早被法律赋予和确定,如今还需要不断出台新规强调,似乎就已经是一个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修法是必要的,出台一些新规也是必要的,而根本之计也许还在于破除某些权力机关的惯性思维,对律师的地位乃至法律的作用予以重新认识。

  近年来司法领域冤假错案频发,一个最重要的反思是如果不能发挥律师的作用,则难以避免冤假错案。正鉴于此,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在反思冤案过程中郑重表示:“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律师依法履职的权利”。把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承认其在捍卫司法公正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只有从观念上走到了这一步,阻碍律师执业的一些因素才会真正消解。